跟随研究者们探索神秘中世纪，在思辨与沉思中找到心灵寄托

1. 中世纪欧洲的文明一向被视为近现代欧洲文明的起源，然而，中世纪的重要性之一，却恰恰体现在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的传递上。打通西方古典与中世纪的研究，推动横跨历史、哲学、法学、文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将关注的视野投射到狭义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外，是本辑刊的努力方向。
2. 《古典与中世纪研究》第四辑刊发的主要是有关西方古典学和中世纪研究的原创论文，包括校勘学、文献学、哲学、铭文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刘皓明有关中西校勘学的文章，尤其具有原创性和争议性。
3. 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通过这本辑刊，能够紧跟当前古典和中世纪研究的尖端成就，精进研究；对于对古典学感兴趣的大众读者而言，通过本书，能够跟随研究者们探究神秘中世纪哲学，在思辨与沉思中找到心灵寄托。


 

高峰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出版有《维吉尔史诗中的历史与政治》《古典的回声》，译有《册子本起源考》。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出版有《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社会的恶与善》。
吴天岳，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出版有《意愿与自由》《古代中世纪哲学十五讲》，译有《羞耻与必然性》。

本书是《古典与中世纪研究》的最新一辑，刊发的主要是有关西方古典学和中世纪研究的原创论文，包括校勘学、文献学、哲学、铭文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刘皓明有关中西校勘学的文章，尤其具有原创性和争议性。本辑分为论文、经典文本译注、书评三个部分，论文部分有吴天岳《亚里士多德论人之功能》，刘淳《奥维德诗歌的翻译和注释》，苏杰《写本书时代西方古典文献传播与校勘的历史回顾》，邱羽《阿奎那论幸福》等，书评部分有倪云《新教改革与现代性：评詹姆斯•辛普森<永恒革命：新教改革与自由主义的反自由根源>》等，内容涉及丰富广泛。

论文
刘皓明 事实的真理， 或然的科学——中西方古典学校勘比较
苏杰 写本书时代西方古典文献传播与校勘的历史回顾——《 抄工与学者： 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 述论
吴天岳 亚里士多德论人之功能
王班班 官方铭刻于神庙建筑——关于哥提纳合约铭刻的案例研究
翟文韬 维吉尔《 牧歌之五》 中政治家与艺术家的神化
邱羽 阿奎那论幸福
BenjaminvanWell 传统的梦占抑或是现代心理学梦境的超前展现？——对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的《 帕其伐尔》 中赫尔策洛伊德的龙之梦的叙述方式分析
经典文本译注
刘淳 奥维德《 拟情书》 第十三封信译注——俄达弥亚致普罗忒西劳斯
书评
倪云 新教改革与现代性——评詹姆斯• 辛普森《 永恒革命： 新教改革与自由主义的反自由根源》
石晨叶 写给埃及人的罗马埃及史——罗杰• S. 巴格诺尔《 罗马埃及： 一部历史》
涂辰宇 独眼巨人有几只眼？
刘子辰 由经入史的文化溯源——读威尔豪森的《 以色列史绪论》
张泽懿 知识、 意象与教育： 理想国的主旨——评尼古拉斯• D. 史密斯《 唤起知识： 柏拉图理想国解读》

2004年我为《读书》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因为篇幅较长，所以拆成两部分先后刊载，分别冠以标题《从好言到好智》和《从夕国到旦方》。写这篇文章的契机是耶鲁大学东亚系的荣休教授傅汉思（Hans Fraenkel）去世，所以其实是篇追思记念文章。傅汉思出身于一个德国犹太裔学术世家，祖父、父亲和母舅都是西方古典学名家。《从好言到好智》回顾了他的家学渊源，也就是西方古典语文学；《从夕国到旦方》追溯了西方古典语文学的传统如何通过傅汉思等人进入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汉语学界，我的那两篇文章，特别是前一篇，大概是对西方古典语文学——特别是德国传承的近代古典语文学——最早的介绍，而且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在我写下它们的前后，好言与好智的关联之说渐渐成为中外学界内部又一定热度的话题 。那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十六、七年过去了，今天在中国，特别是在很多年轻人那里，古典语文学俨然已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学科 。但是围绕着这门学问，特别是它的核心部分之一——文本校勘学——则在很长时期里一直存在着神秘化现象，这种神秘化现象透露出，人们对于这门学科在西方传统和在中国传统中的历史与状态，特别是二者之间的异同，其实都相当地隔膜。近年来随着数篇中西校勘学比较的论文的发表 ，这种隔膜状况有所改善。不过，从已发表的文章看，介绍和讨论都集中在几部中西校勘学的专著上，对校勘学的实际操作，特别是西方古典校勘学的实际操作，鲜能论及。而且它们往往把古典校勘学、圣经校勘学和其他文本的校勘学合在一起讨论，不作区别。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中国古籍和西方古典校勘学之异同作一番更深入的探讨。一方面，我将在西方一方以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古希腊诗人品达的文本及其校勘史为例、在中国一方以《春秋左氏传》《文选》等文本的校勘史为例，分别对中西方校勘学的实际操作结合其各自的纲要性表述进行个例分析，另一方面，我将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和文化的角度对中西各方校勘实践进行反思，并针对其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做出批评。
西方校勘学发轫于西洋古代中晚期，19世纪末以来出土的莎草纸（papyrus）残篇提供了某些公元前5到4世纪时古希腊人对经典文本进行语文学研究的模糊线索。但是从我们掌握的更确切文献中可以得知，西方文本校勘学系统成型并且出现繁荣发展的时代是希腊化时代（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那时在希腊化世界的中心城市亚历山大城，学者们对荷马等希腊经典作品做了全面的校勘编辑工作，其结果是后世流传的希腊经典作家的文本，几乎全都来自那时编定的校本。此后，校勘学经过中世纪在西欧的断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勃发，待到公元18世纪末，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19世纪上半叶，则俨然形成一个方法严格、程序规范的学科。众所周知，任何文本校勘工作的具体细节，都要涉及书写（书法、书写规范，例如横写或竖写等等）、印刷、书写和印刷所使用的物质材料、文本传承历史与状况等种种非常繁琐、常常也是非常技术性的东西，更毋庸说，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特质——在西方古典学中主要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字母语言文字特质——在其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然而从中西古典语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比较校勘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暂且不必触及诸如字母书法的形态——大写体（maiusculus）、小写体（minusculus）等古文字学（paleographia）、金石学（epigraphia）、卷本的形态（手卷Buchrolle、卷本codex等）、书写所使用的物质材料（蜡、木板、莎草纸、羊皮纸等等）等等这些因文明传统和历史时代不同而各异、在东西文明之间缺乏普遍适用性的、主要存在于文本校勘工作前期阶段的技术性领域。从跨传统、跨字母拼音与表意文字圈、跨语系的比较角度 出发，本文想要集中探讨的，是校勘学中能够超越语言文字传统从而具有更普遍意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