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政部长推荐，大公司与政府的博弈如何推动历史前进。
    《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者又一关于企业发展历史的力作

    戴维•罗特科普夫，国际顾问公司加藤•戴维•罗特科普夫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亦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作者，著有《超级阶层：全球权力精英与他们正在创造的世界》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

    梁卿，自由译者，2000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翻译方向。曾任职于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英语教研组，受聘为国家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阅卷人员。已出版译作《希区柯克传》、《小沃森自传》、《世界的智慧》、《三维谈判》、《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合译）等。

    私人力量的崛起也许是我们时代最重要、也是人们知之甚少的一种趋势。数以万计的公司拥有超乎大多数国家的力量。本书试图探讨今后几十年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要想在公私权力之间达成平衡，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1、公共和私人权力之间几百年来此消彼涨的博弈以及它如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探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避免让那些人民赋予其权力和那些谋求私利的人逍遥自在地互相勾结。
    3、探讨美国模式暂时乱了方寸、失去相当程度的合法性以后，为了达到平衡出现了哪些新的看起来适当、甚至可能替代美国模式的做法。
    4、探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它不在主要是国与国之间而是一批全新玩家之间的相互作用。
书中追溯了用尽手段抢夺影响力的纷争，直至发展到今天的金融危机、不平等加剧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书中回顾了政府与市场争夺适当角色的斗争。

第一部分 现代权力的根源：国家和企业的崛起
1 红角山羊
2 1288年：诞生了现代社会的战斗
3 1648年：平等化的发端
4 1776年：两次革命
5 1848年：国家何以成为国家？
第二部分 较量：国家受限，公司脱缰
6 法律规定如何适得其反
7 边界以外
8 谁地盘上的货币？
9 武力衰落
第三部分 思考：构建新秩序
10 超级公民和半国家
11 多种资本主义
注释
献词
索引

译后记

    在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以其来势之猛，蔓延之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之深远，成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即使多国央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危机仍无法免于失控。它导致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政府接管，并直接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加速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它暴露出美国政府对金融公司监管不力，曾经被认为一贯正确、无所不能的市场存在严重缺憾。危机的爆发震撼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界，引发了政治经济学界广泛的反思。《权力组织》这本书就是从大公司与政府之间权力之争的角度做了思考和探讨。

    该书作者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生于1955年，他即担任过商界高管，对大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具有深刻的洞察。他曾于克林顿第一任期内担任负责国际贸易问题的商务部助理副部长和助理部长，后出任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总经理。如今他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加藤罗特科普夫国际顾问公司的总裁，专长于转型期的全球趋势研究，对能源、安全和新兴市场等全球问题保持着敏锐的视角。他还长期为《外交政策杂志》（Fore Policy Magazine）撰稿，并于2012年兼任了该杂志CEO。他的著作《超级阶层：全球权力精英与他们正在创造的世界》（Supeclass:The Global Power Elite and the Word They Are Making）专门讨论了全球化时代一个新兴的权力阶层，正是本书第三部分“思考：构建新秩序”中讨论的公私权力博弈的一种全新现象。

    在《权力组织》这本书中，作者追根溯源，用瑞典一家历史极其悠久的公司斯道拉的发展为贯穿全文的线索，追溯了公共和私人力量的组织形式的形成、较量以及二者的动态平衡过程，进而分析了靠市场机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理念在发展到哪一步时出了错，避免在当前时代迷失历史视角。

    斯道拉号称是世界上经营至今的最古老公司，诞生于君权神授的时代。当时的瑞典国王马格努斯认识到，为了换取矿工的劳动，必须保护矿工的某些权益，他颁布特许状，允许他们享有私有财产权及其他一些自由权，由此揭开了私人权力生根发芽并不断争取更多权益的序幕。与此同时，教皇与世俗的皇帝作为公共领域的两支力量，不断发生冲突，留下许多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它们两败俱伤的同时，第三等级发展成长起来。他们创立东印度公司等，不仅为国家创造收入，还在海外开疆拓土。这些公司对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地缘政治的重新部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促成了《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体系的建立。商人和企业在重新排序的欧洲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上升，在国家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也被平等对待。

    随着法律逐渐取代神权和君权成为社会秩序的一种基础，公共和私人权力部门的天平继续调整。英国权利法案注重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并且建立一套复杂的司法体系来限制国家的权力。“财产权”这个专业名词开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不是对财产的权利，而是财产本身的权利。作为“物”的公司很快享有个人刚刚才开始为自己主张的权利。这种现象在新的世界经济重心——美国尤为显著。美国独立后，进入公司大发展的时代，一批真正伟大的私营公司应运而生，它们促成了管理和企业融资的新形式，催生了新的竞争手段，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美国为公司赋予了许多特权。作者认为，美国在对待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上与英国分道扬镳的关键点在于以约翰•马歇尔法官的裁决为起点的一系列司法裁决。马歇尔给公司下了个久负盛名的定义：“公司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拟制的人，只存在于法律思考当中。作为纯粹是法律的创造物，公司仅仅拥有授权设立公司的特许状所明确赋予的特性……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永久性；如果可以用这个词表达，还有它的个体性。被许多人永久继承的财产权可以被看做是相同的，可以像单个人那样行为。”按照这个定义，最高法院把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利授予公司，终于使之被看做是具有“单独存在和独立权利”的“自然实体”，能够利用其经济力量达成明确的政治目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经济呈现出来的活力掩盖了这个定义存在的瑕疵。

    此次金融危机敲响了一记警钟，它提醒人们，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依靠市场、排斥政府的制度存在问题。危机也凸显了一个事实，私人权力的代表——公司作为市场机制下最为活跃的经济单位，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主要追逐经济利益，一旦它们介入到有关权利、影响力和机会等的社会契约，成为赋予其虚拟生命的国家的对手乃至凌驾于国家之上，将会严重地挑战乃至削弱公共部门的地位。欧美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私人权力不断扩大的结果，所以美国模式在金融危机中尤其饱受诟病。

    作者指出，除了美国模式之外，目前还有多种资本主义与之展开竞争，从中国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到印度和巴西的“民主发展的资本主义”，从北欧以强有力的公私结合为特点的资本主义到新加坡、以色列和阿联酋的新创业模式等。作者认为这些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公共权力对私人力量的控制为美国模式提供了借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是由于在政府与大公司的博弈中，强大的政府力量起到了推动国家发展的作用。

    《权力组织》一书对大公司与政府博弈的思考无疑具有启发性。欧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的私人权力部门每每像老鹰一样盘旋在高空，时刻准备俯冲下来攫取普通公民的利益。作者在论及中国模式时显示出五味杂陈的复杂情绪，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国家，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经济是野蛮生长，比如金融管理不善和缺乏透明度等。这些都呈现出认识中国模式的另一视角。

    公司作为世界通行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如有限责任、分权治理等法律结构，在传统中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情况下，赋予公司以抗衡国家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的中国商人按照商业习惯和同业行会认定的规则经商，并没有西方受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权利。到了晚清，国门被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打开，公司制度作为强国的舶来品进入中国，于是产生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掀起了第一次兴办公司的热潮。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施行计划经济，探索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模式，但由于取消私有产权和自由定价，严重遏制了经济的活力。政府在新时期启动改革开放，公司进入新一轮的蓬勃发展阶段，市场的活力再次被激发出来。

    但是正如作者对中国的观察所得，目前，在中国，公共和私人力量的拉锯战正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收缩，即便这样，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仍然远比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政府更大。政府对国有公司干预过多，民营公司则远未平等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目前，大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仍在继续，新的世界秩序正在构建，何去何从惹人关注。大公司对全球性的问题麻木不仁，为了逐利为所欲为，无疑表现了市场失灵，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失灵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政府失灵。完善的市场需要现代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健全的法制、社会保障以及经济监管等。如何健全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责任和驾驭代表私人权力的公司利益，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如何加强全球治理机制和公私合作机制，是世界各国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