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到多年以来响起的历史主义必须予以克服的呐喊之后,还要撰写一部秉持肯定态度的关于历史主义的兴起史,可能颇为冒险。但是曾经发生过的精神革命,不应该处理得它们仿佛没有产生过那样,不应该否认它们进一步的作用。每一场这样的革命在深层继续起着作用,即使它们为一场新的革命所代替,正如我们看到在今天所发生的那样。同时,正如我们将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历史主义的兴起是西方思想中所曾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
如果人们读过我的书,也许就会承认这场革命的真实性。但是,人们并没有欣然接受历史主义这个表明这场革命内容的术语。因为它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词语,实际上要比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主义的起源晚一个世纪。它很快就遭到了责备,认为它包含着夸张或扭曲的意味。我注意到它最初毫无贬损意味地应用在韦尔纳(K. Werner)1879 年论维科的著作中,其中谈到了“维科的哲学历史主义”(第XI 和283 页)。它接着出现于门格尔(Carl Menger)1884 年对于施莫勒(Schmoller)富有争议性的回应《德国国民经济中历史主义的迷误》中,这里已经有了批评意味。作者将该词理解为在国家经济中对历史的夸大评价,他认为施莫勒在此是犯有过失的。任何想要深入了解这个词语的历史的人,可以参考霍伊西(Karl Heussi)的《历史主义批判》(1932 年)。因此情况就表现为,正是经由这个术语最初时大多表达出来的指责,唤醒了一种意识,亦即在应受谴责的放纵和软弱的后面隐藏着一种伟大的和有力的知识历史现象,它需要一个名字,却还没有一个名字。人们认识到,受到攻击和被认为有害的东西,事实上是从同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种土壤滋养了自从19 世纪初以来重新繁荣起来的精神科学。当人们因为不知何故意识到他们所批判的东西与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好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批判性地接受它们,辱骂之词有时就会转变为赞美的标签。他必须充分注意无可非议的批判,但要保持其中一切最好的东西。这是在特勒尔奇身上发生的事情。在1897 年,他还赞同普遍的遗憾之情,遗憾如今在学问世界中出现了一种“历史主义”,“认为它命定的任务是在于理解而非重塑现实”(《文集》,第4 卷,第374 页)。在1922 年去世前不久,他出版了关于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的伟大著作。他在其中将一种对于其弱点的诚实批评与一种对于其内在必然性和成果的深刻评价结合在了一起。
历史主义所做的首先是把崭新的生命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这种生命原则是从莱布尼茨直至歌德去世为止的伟大的德国运动所获得的。这场运动是一场普遍的西方运动的延续,但是西方运动的巅峰在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中才能找到。这是他们继宗教改革之后作出的第二伟大的成就。但是作为一项相当新颖的生命原则被发现时,历史主义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科学的方法了。一旦人们习惯于按照这些新的方式来进行观察,世界及生命就现出了一个新观念是,这种结构的特殊性质不仅依赖于外在的环境,而且依赖于个体中的条件。但是,历史主义唯有在一种罕见的宏伟现象中才能成功地发展出其充分的深度和饱满的力量。迄今为止伴随它的危险是陌生的粗糙成分侵入其思想世界以及自身的肤浅化。这种肤浅化会使得人们认为它将导致一种漫无节制的相对主义,可能会使得人类的创造性力量瘫痪无力。我们知道,历史主义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聆听得到,却无法吸引大众。不过我们可以在其中辨别出迄今为止在理解人类事物中所达到的最高阶段,能够确信它将充分地发展起来,以便解决我们仍然面临着的人类历史的问题。我们相信,倘若它能够找到人把这个“主义”转化为真实生活的语言,它就能够治愈由于它相对化所有价值所导致的伤口。
因此,我们的意图也就在于把历史主义兴起的进程描绘为西方精神发展的阶段。因为在进化的和个体的思想形式之间有着一种亲密的联系。个体性,包括单个人物的个体性与观念和实际世界的集体性结构的个体性,其本质就在于,它只有通过一种发展的过程才能显示出来。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发展观念。李凯尔特就曾经区分出七种发展观念。我们将揭示出,在历史主义的起源中,一些不同的观念曾彼此冲突。我们并没有先行行动,而只是通过建议表明,为了纯粹历史观察的目的起见,必须作出一个必要的定义。在关于历史主义的进化观念,连同其深刻的自发性,可塑的弹性和不可预测性,与一种纯粹展开一个现存蓓蕾的更为狭隘的观念之间,有着一种差异,而后者也不同于启蒙运动的至善论观念,这种观念后来变成或庸俗或精致的进步观念。
(本文选自《历史主义的兴起》,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