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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上下)》史事,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作者勒内·格鲁塞对草原各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民族复杂、政治纷乱、朝代更迭和关系错综的历史,加工钻研,清理精到,牵出一条中亚史的线索和脉络,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开创格局,格鲁塞是启蒙者, 是开路人。
《草原帝国(上下)》史事,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作者勒内·格鲁塞对草原各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民族复杂、政治纷乱、朝代更迭和关系错综的历史,加工钻研,清理精到,牵出一条中亚史的线索和脉络,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开创格局,格鲁塞是启蒙者, 是开路人。
《草原帝国》一书,其范围除大中亚外,还包罗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即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还有草原近邻的许多高原山 地。西起多瑙河,东达贝加尔湖,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现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编的《中亚文明史》(六卷本)包罗的地区,正是格鲁塞 《草原帝国》的范围,可以窥见格鲁塞这部著作影响的一个侧面。
本书是法国著名史学家,也是蒙古史专家勒内·格鲁塞的名著。本书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世纪中亚草原诸王朝的兴替。
第一章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1.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现在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沿着这条路经西伯利亚——在安加拉河上游、离伊尔库次克不远的马利塔地区曾经发现了一尊属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雕像——进入中国北方,泰亚尔·夏尔丹注意到,在华北甘肃宁夏附近的水洞沟黄土坡和陕北榆林地区西南的萨拉乌苏河都有奥瑞纳式文化遗址。同样,马格德林文化似乎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在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以及在河北省都有它的代表物。河北省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山顶洞内发现了人骨架和人体装饰品,还发现了骨针、钻有小孔的动物犬状形牙齿、骨制的垂饰物、带孔的贝壳、珠母碎片和赤矿石的堆积遗址。
在新石器时代,或更确切地说,是将近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草原之路还成为一种梳形陶器向亚洲传播的途径。这是一种饰有平行直线纹的陶器,它于公元前第3千纪上半叶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发展起来,并由此传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逐渐对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产生了影响。在随后而来的一个时期,即公元前第2 千纪初期,一种饰有螺旋纹的优质陶器——其风格最初形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利耶,在布科维纳的斯奇彭尼兹、比萨拉比亚的彼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库库特尼 ——可能同样是经过西伯利亚、从乌克兰传入中国,大约公元前1700年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又在甘肃的半山地区发扬光大。最后,按塔 尔格伦推算,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并与同时期多瑙河地区的伟大的青铜文化(奥涅提兹文化)有联系;而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 辛斯克,青铜时代是在300年之后(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开始的。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斧和长矛头在中国被仿造出来,以致使马克思·劳尔推测,中国大约 在此时期(大约公元前1400年)模仿了西伯利亚的青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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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重的优势后来使成吉思汗后裔忽必烈能够成功地对付宋朝的中国人和海都的蒙古人;使第一批满族人成功地对付最后一批中国人的反抗和最后一批蒙古人的敌对行为。但是,这种双重优势只是短时的,拓跋氏、忽必烈王室和满族人完全中国化的时候总会到来。那时,他们会被北方游牧部落打败;或者被中国人消灭或同化。这就是中国一蒙古人历史的基本规律。
在这支能干的突厥家族中(该家族勇敢地保卫古代中国文 化不受他们那些仍过着游牧生活的亲属们的侵害)拓跋焘是最有个性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勇气,并使柔然人胆战心惊。如果拓跋人受到来自中国腐朽王朝的反对,这 些柔然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进攻他们的边境地区。于是,他结束了大举入侵,正像克洛维为了高卢的利益,在托尔比阿克所做的那样①。他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但 是不愿十分深入地中国化,以免会使他的部落的性格变得松散。起来。因此,他拒绝把建在草原边缘,即山西最北部大同附近平城的旧营帐迁到他已用武力夺取的原 中国历史都城洛阳和长安去。他还保留着突厥一蒙古族的一种深谋远虑的风俗,即在新王登基前,新王的母亲要被处死,以消除今后她以王太后的身份而产生的野 心、嫉妒和贪婪。抱有这些思想,不用说拓跋焘是深深地厌恶佛教的,在这一方面,这位蛮族武士的宗教感情又因周围信奉道教的亲信们的怨恨而加剧了。他于 438年下令佛教僧侣还俗,并于446年正式颁布法令迫害佛教僧侣。
然而,随着他的孙子拓跋溶 的继位,对佛教徒的迫害停止了。64拓跋溶是在一次宫廷政变后继位的,在位时间是452-465年。在大同附近的云冈佛教石窟中,从414年至520年间艺术家在此雕刻,最好的凹雕和那些为魏国艺术赢得名声的作品都属于拓跋濬统治时期。①拓跋人的宗教热情使他们从传统的希腊一佛教形式(它是从犍陀罗沿着塔里木各道传来)中创造出如此深奥的神秘主义的作品,以致它们几乎就像是罗曼蒂克和哥特式雕塑的原型。确实,很可能真正的中国人的王朝由于民族偏见和儒家学说的强烈干扰而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去追随印度的神秘教义。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各王朝(甚至梁朝)的佛教雕塑都缺乏这种激情。拓跋人(这些远东的法兰克人)先后在云冈和龙门创造出与夏尔特尔和兰斯一样的石窟,他们把他们的才能主要归功于他们的蛮族起源,这也许是草原游牧部落征服古代中国后所产生的最令人惊奇的结果之一。此外,5世纪欧洲的大入侵(此时蛮族社会已经充分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经历了黑暗时代之后将分娩出中世纪光辉的几百年。4世纪亚洲大入侵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尽管更加迅速,因为在不到一百年以后,魏朝的中国就完全接受了佛教,产生出伟大的云岗和龙门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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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
蒙古本部或外蒙古,从贝加尔湖向南伸展,由阿尔泰山至于兴安岭,这一个地区,北方为树木繁生的山岭和牧地,南方为草原地带。邃古时期,该地区似乎曾经是一个文化萌芽的中心,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旧石器时代的若干洞穴居室,特别在贝加尔湖西岸,上东古斯卡河的支流别拉亚河旁边,伊尔库茨克迤西八十里的马尔塔地方。
在上述地区的腹心地带,鄂尔浑河的上游,杭爱山山中,公元元年前后第一个匈人帝国似乎是以这里为其中心:“单于”或匈奴之王的王庭可能是在这里,即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弯曲处,在现今的额尔德尼昭——成吉思汗后裔的哈刺和林城的西面。当这个时期,现今的内蒙古,就是说在戈壁和长城之间的一片长形草原,是若干其他匈人部落的领域,他们常常为中国人的帝国的利益而扮演边境卫队或藩属的角色。公元四世纪初叶,也就是这些在河套地区联合起来的匈人,从中国夺取了北方诸省的大部分。类似局面再出现于七世纪。在这个时期,外蒙古成为东突厥汗国的中心,在这里,其可汗们曾有驻在地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右岸,十分靠近哈剌和林。也就在这个地方的附近,介于和硕柴达木小湖和柯克淮一鄂尔浑之间,哈刺和林以北六十公里,有刻在石上的追悼文字巨著,它代表突厥民族的初期史诗。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沿着长城北边的境上,成立了一个分离出来的突厥汗国,它依附中国,时而和中国联盟,时而被中国兼并。
最后东突厥终于衰落了,他们的继承者,畏吾儿突厥人仍在外蒙古建立了他们的中心,即其“斡耳朵巴力”(或“宫廷的城”)坐落在现今哈刺一八刺哈孙,即在哈刺和林稍北一些的地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约于公元763年所接受的聂斯脱利教的影响,回鹘人达到相当高的文化阶段。通过粟特人而采取了叙利亚的 字母,他们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字,后来由此产生了蒙古的和满洲的字母。鄂尔浑河的故地成为草原帝国的传统中心,到这个时候已经一个世纪了(自公元 744年至840年),现在就要变更它在历史上所赋予的地位了。回鹘人似乎开始要从游牧的生活进入定居的生活。在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某些具有有利条件的 地方,他们已有变成农耕者的倾向。摩尼教不是劝告他们食用蔬菜而放弃他们旧有的肉食和乳料么?在哈刺一八剌哈孙的一个820年的碑文里面说:“野蛮风俗和 充满血食烟火的地方变成食用蔬菜的地方,杀戮的地方变成鼓励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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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泰艺术的初期并非没有受到克尔特—多瑙河流域的哈尔希塔特铁器技术的影响(哈尔希塔特文化处于公元前1000或900年至公元前500至400年,斯 基泰文化处于公元前700至200年)。但是,在公元前第7世纪的民族动荡中,首先是高加索和米底国家(此处指卢里斯坦)与斯基泰人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 系。弗朗兹,汉卡同意他在维也纳的同事F.W.库利格的意见,认为与古代米底西南部的卢里斯坦的一些青铜器一样,高加索的科本青铜器中的大部分确实是属于 公元前第7世纪的。按汉卡的观点,科本的青铜器,以及甚至卢里斯坦的那些青铜器部分地是属于辛梅里安人。明显的是两种青铜文化与这一时期的斯基泰艺术的早 期阶段之间有联系,斯基泰和辛梅里安入侵者的铁骑此时正席卷着同一地区。
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对斯基泰艺术的早期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着不可辩驳的证据:即库班的克勒姆斯铁和金铸成的斧子(约公元前6世纪)。这把斧子 上展示了古代亚述—巴比12伦(即卢里斯坦)的题材:两只长着大弯角的野山羊与一些美丽的鹿一起站在生命之树旁边。动物的描绘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艺术形式 明显地受到亚述动物艺术的影响。然而,它所采用的装饰手法是典型的斯基泰式的。
从这一起点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兴起,斯基泰动物艺术可以被认为是将亚述(或希腊)的自然主义转向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在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墓中的金鹿上,这种艺术似乎有了它的固定形式,金鹿的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几乎可以肯定在公元前第6世纪库班也出现了这种艺术。
草原美学以这种方式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存在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并具有明显的向东发展的倾向,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发展一直抵达蒙古和中国。从一开始便可以注意到有两种趋势:一种是自然主义的倾向,无疑地,它一方面从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的泉源中,另一方面从希腊的泉源中周期性地得到补充;而另一种是装饰艺术的倾向,如上所述,它转移和改变了前一种倾向,朝着以纯装饰为目的的方向发展。结果,草原牧民们和猎手们从未忽略过的动物风格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成了程式化装饰艺术的遁词和借口。
这种艺术倾向可以从游牧的生活方式得到解释,无论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的,还是东方的匈奴人的。他们既无固定住地,又无地产,对于只需要现实主义的 雕塑、浅浮雕和绘画都不甚了解。他们的奢侈只限于服装的华丽和个人的修饰,以及各种装备和马具等物品的装饰方面。这类装饰品——各种带子的挂钩和金属片, 马具上的装饰片,剑带扣,篷车的壁板,各种用具上的把柄,更不用说地毯,像在诺恩乌拉发现的一样——似乎都是为了程式化的处理,甚至是纹章学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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