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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论战略: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大战略及其对当下的启示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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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78.00

  • 著者:188223,188224 译者:
  • 出版时间:2024年06月本印时间:2024年06月
  • 版次:1印次:1页数:78页
  • 开本:32册数:1 卷数:1
  • ISBN:978-7-100-23544-0
  • 读者对象:对古希腊历史、战争史及战略思想和理论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 主题词:修昔的底斯(Thukydides前460-前400)战略思想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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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原典、解剖史实,以修昔底德之眼回看古今战争与诸国博弈,将涉及战场内外的大战略理论凝结为连贯整体,用新论据为近2500年前的战略理论注入思想的活水

★引经据典,勾勒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历史画卷
作为一部研究修昔底德战略理论的专著,本书以“大战略”的分析框架为骨,结合修昔底德的记述与其他历史文献,从国内结构、战略文化到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冲突,细致全面地回顾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地中海诸势力的政治与军事格局,着重关注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和时段,以动态视角观察雅典和斯巴达力量的此消彼长,微观与宏观视野交织为生动翔实的战争史长卷。
★条分理析,回顾博弈各方成败得失
在对战争的整体性阐述之后,作者分别就“伯里克利的大战略”与“斯巴达式的大战略”进行了对照式分析,详述战略文化、政治体制乃至民族性的差异对各自政策与战略设计造成的影响,并在回顾与批判性评析中,重新发现修昔底德的深刻洞见对今日世界的启发价值。
★由古及今,以历史观照当下
从城邦时代的海陆两线拉锯,到给欧亚大陆降下血雨的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及后冷战时代的大小冲突,战争从未远去,而战争的核心理念似乎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古老。如美国在二战前后姿态的转变与冷战期间对苏战略的调整,就可以视作崛起国家根据其面临的威胁强度来调整其扩张模式的例证。在对修昔底德著述进行分析的同时,作者也时刻不忘其理论的普适性,基于新案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延伸。这位古希腊的史学大家无法预见未来世界全球各国的盛衰兴亡,但无数场战争、无数次战役如同无数面镜子,仍映照着其深邃思想的侧影一角。



 

显示全部作者简介

阿塔纳西斯•G.普拉蒂阿斯,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战略学教授,经济学、商业管理与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曾在希腊各部委担任过高级政策顾问职位,并任哈佛大学福特基金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国际和平与安全麦克阿瑟研究员,欧洲与国际问题研究生项目主任(2008—2010年)。
康斯坦提诺斯•科利奥普洛斯,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国际与欧洲系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教授,在希腊数所高等军事院校教授战略研究等课程,自2007年以来一直担任希腊国防学院的战略研究教授。
刘伟,山东淄博人,清华大学博士、博士后,希腊Laskaridas基金会博士后。现为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北京市社科基金1项,已出版专著4部,译著4部,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郭材欣,江西萍乡人,昆明理工大学美学硕士研究生。主持云南省教育厅基金1项,湖南省教育厅基金1项,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篇。

显示全部内容简介

什么是战争?战争意味着什么?如何赢得战争?围绕这些问题,中外历代大家著述无数,而修昔底德也通过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给出了足与《孙子兵法》《战争论》媲美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仍在为现代军事和国际关系研究注入来自古希腊的智慧之泉。
本书围绕修昔底德创发的“战略”概念展开,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的各方博弈进行深入剖析,并基于现代战略的关切,从修昔底德书中挖掘出具有普适性和启发性的战略原则,由此形成对古代乃至近现代战争史的生动镜鉴。

显示全部目 录

中译本序言
序言
年表
1. 大战略:一个分析框架
2. 雅典和斯巴达:力量结构、早期冲突和战争原因
3. 伯里克利的大战略
4. 斯巴达式的大战略
5. 修昔底德和战略
后记
附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战略的相关概念
精选参考文献
索引

显示全部精彩试读

第一章 大战略:一个分析框架(节选)
战略的性质
古往今来,“战略”一词有很多定义。虽然战略最初被定义为关于“在大炮射程和视野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或“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但如今这个术语的含义更为宽泛。战略的两个现代定义是“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它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和“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以解决其间争执的辩证艺术”。这些定义清楚地表明,战略是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以及潜在冲突和实际冲突期间,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国家耦合的手段和方式。
战略永远不会在真空中制定和运行;它意味着一个对手,一场冲突,一场竞争,或是某些人试图达成对抗另外一些人的目标。因此,战略总是针对一个或多个对手制定的,而这些对手为了对抗前者,也会反过来制定自己的战略。每一方的行动都与对手的行动密切相关。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交战双方战略设计之间的这种纵横捭阖,被称为战略的“横向维度”。对立意志的存在本身就赋予了战略一种相对矛盾的逻辑,这不同于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控制一个人行动的传统逻辑定义。因此,虽然旅行者通常会选择在最合适的路线和最佳的天气条件下旅行,但对手的存在将使一位军事指挥官选择迂回路线而不是发起正面进攻,在夜间发起攻击而不是白天行动,诸如此类。著名的拉丁格言“欲求和平,必先备战”(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就是战略悖论逻辑的一个更显著的例子。尽管在生活领域,类似的格言听起来显然是荒谬的(例如,“如果你想保持清醒,必须要准备一些烈酒”),但在战略领域,这句格言却被视作一种传统的智慧。
然而,通常一些国家,特别是很多军事组织,有时会“忘记”他们所交锋的对手拥有独立的意志,并会独立地运用自己的战略。忽视这一点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例如,德国军队从老毛奇(Moltke)将军的方针,即“没有任何一份作战计划在与敌人遭遇后还依然有效”,转向了一个世纪之后由施利芬(Schlieffen)所颁布的“按照时间表作战”(史称“施利芬计划”)的方针。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占领巴黎,随后向东部转移军队以对抗俄罗斯,他们严格遵循这一预先计划好的方针。然而,正如施利芬计划的失败所昭示的那样,在战略上几乎不可能完全实施如此周密细致的规划——通常来讲,敌方在现实中肯定会对你的计划进行干扰。但是,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在和平时期就提前考虑自己在作战日会对敌人做些什么,当然要比考虑敌人会对自己做些什么要愉快得多。
制定战略的困难在于,正像在经济领域中一样,战略资源通常是稀缺的,尤其是对于小国而言更是如此。正是由于战略资源的稀缺性,战略应该对要实施的目标进行评级,并相应地对其进行优先排序。

战略层级
从传统意义上讲,“战略”与“战术”是有区别的。战术靠战略引领,战略靠战术执行。战略是战术的灵魂,是战术运用的基础,战术的运用要体现既定的战略思想,是战略思想的深化和细化。区分这两者的经验法则是:双方军事力量发生接触的那一刻,战略结束,战术开始。换句话说,战略决定行动的地点、时间和用什么军事力量实施行动,而战术则决定了行动的具体实施方式。因此,考虑到飞机以及中远程导弹的出现所带来的“战场”概念的扩展与延伸,“战术”这一术语主要是指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讲,战术应用于“战斗”,而战略应用于“战争”,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出于战争目的使用战斗的学问。
战略和战术的不同表明,战略是在不同层级上运作的;这就是所谓的战略“纵向维度”。尽管战略和战术之间的传统区别仍具关联性,但远没有讨论清楚这个问题。要全面了解情况,首先必须研究战略的根源。战略背后的主导思想是政策。政策设定战略随后需要实现的目标。就战略而言,设定目标的过程和设定目标的政治领导层的性质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政治领导这个概念因国家而异,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领导有时甚至可能是那些在国家官方机构之外的个人。例如,斯大林在苏联统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担任任何国家职务。一个人或一群人可能处于实际的“政治领导”地位,不管他是否为政客。有时,各国的政治领导包括世袭统治者(如当今的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国王)、神职人员(如法国的黎塞留、西班牙的阿尔勃罗尼、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或军人(如拿破仑、皮诺切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军队领导层,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军队领导人)。换言之,就战略而言,政治领导指的是那些“治理国家的人”。领导层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独裁的;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但仍然由这个领导层来制定战略目标。
如图表所示,当政策目标与各种手段结合在一起,并小心地克服对手的抵抗时,这个国家就已经进入了战略的领域。我们将会研究不同层次的战略。尽管它们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受到战略的矛盾逻辑的支配。此外,所有层次的战略都存在资源匮乏的困难,这就迫使战略计划制定者在所追求的目标中分配优先次序和层级。最后,在每一个层次上都存在与对手的相互作用;换言之,战略的横向和纵向维度是不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层次并不是严格分立和区分为不同类别,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连续区域,因为它们之间是不断相互作用的。
战略的最高层次是大战略。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在面对实际或潜在的冲突时,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如军事手段、经济手段、外交手段等,实现政策设定的目标。如上所述,大战略是由政治领导层制定的。大战略处理战争与和平的一些基本问题。大战略将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会为了实现政策设定的目标而发动军事战争。此外,大战略会使战争中的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等保持协同,确保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确保其中一种战略不会对另一种战略产生不利影响(见下文)。
大战略所运用的领域主要是国际体系。一个国家的大战略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外交形势、国际经济趋势等因素的影响(但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因素)。除此之外,大战略还涵盖了一整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和人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的国家手段都要被利用,如物质和非物质的手段,也是因为大战略必须确保它在国内的合法性。
当大战略在特定国际环境中被用于与特定对手的一场特定战争中时,它就成为一种“胜利理论”(theory of victory)。“胜利理论”可以解释为如何赢得一场特定的战争。尽管根据定义,胜利理论与特定背景相关,但某些胜利理论总是包含着一些固定的重要因素。克劳塞维茨关于如何取得对俄国全面胜利的分析,就是一个展示这些固定因素的很有趣的例子。在他看来,俄国这个国家是不能用武力征服的,这与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1812年拿破仑的60万部队,还是1941年希特勒的300万部队,都不足以征服俄国。俄国只能从其内部摧毁,也就是利用其内部分裂。
如果俄国政府仍然保持沉着冷静,俄国人民仍然忠于他们的政府,拿破仑的征服就不可能成功。尽管克劳塞维茨的分析并没有考察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但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在前核时代战胜俄国的理论的基本要素。简单地说,这一理论指出:“如果你的目标是彻底战胜俄国,而国际环境又允许,那么你成功的唯一机会就是利用这个国家的内部分歧。”历史证明,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崩溃是由国内革命运动造成的,而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德国人的支持。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政府,因此,德国入侵最终失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希特勒拒绝利用苏联的内部分裂(通过利用民众的反共情绪或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之间的分裂),以及坚持将所有被征服的苏联人民视为“劣等人”(Untermenschen)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