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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新乡贤 如何新乡治

2024-05-22作者:李晓斐刊发媒体:中华读书报 浏览人数:0

《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威尼斯欢乐娱人棋牌2022年出版)

 

  在1996年北京大学教授俱乐部的聚会上,费孝通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提出一个主张,社会学研究一定要从社会发展的现实经验中汲取营养,呼吁社会学研究者应紧紧跟着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去抓住它,“从事实里把它提炼出来,再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分析出道理之后,再回到实际社会中去”。

  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战略指引下,中国乡村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就乡村治理领域而言,产生于浙江上虞等地并很快扩展到全国的新乡贤文化培育与新乡贤参与治理,无疑是其中的新现象、新现实。如何“抓住”新乡贤这一新社会现实? 换句话说,如何对新乡贤的社会实践进行提炼、分析与应用,成了摆在乡村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季中扬、张兴宇所著《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以下简称《乡贤》),立足于全国各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地调研,不仅提炼分析乡贤文化传承以及新乡贤参与当代乡村治理的机制和路径,而且引发出对新时代背景下乡贤与乡治概念内涵的学术思考。

  一、何谓新乡贤

  顾名思义,“新乡贤”这一概念是相对于“旧乡贤”或传统乡贤而言的。因此,对新乡贤的理解与阐释需从传统乡贤谈起。基于此,《乡贤》一书从士绅阶层入手,从乡贤制度与乡贤文化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了乡里制度下地方士绅的权力空间与政治参与,以及祭祀乡贤制度、书写乡贤传统、鼓励乡贤参与的制度性乡贤文化与兴办乡村教育、参与乡村慈善、民俗教化乡里等自觉性乡贤文化,可谓抓住了传统乡贤内涵的核心,为深入理解新乡贤内涵奠定了基础。

  新乡贤之所以“新”,根本原因在于所处社会结构的改变。传统乡贤及其士绅阶层,是内在地嵌入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当下中国乡村的政治社会文化较之上世纪初或帝制时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当代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有着显著的差异。《乡贤》基于广泛调研指出,新乡贤不再是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一种荣誉称号,来源不再局限于受教育的男性,而是广泛来自于不同学历的各类群体,例如生活在当地的党员、干部、教师、能人,退休回乡的公职人员,支持家乡发展的在外乡贤,还包括较大数量的女性乡贤。从社会功能看,新乡贤还可分为公道正派善于调解纠纷的德乡贤、致力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文乡贤、拥有知识技能的技能型乡贤、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富乡贤等不同类型。

  新乡贤之所以称为“乡贤”,意味着与传统乡贤存在一定的连续性。首先,传统乡贤积极参与以修桥铺路、兴修水利、捐助赈灾等地方公共事务。这与当代新乡贤是一致的。其次,传统乡贤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扮演上下沟通的角色,这也正是当代新乡贤的核心特质,正如《乡贤》一书所指出的,新乡贤熟悉家乡又与乡村以外联系密切,既是当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中间人,也是沟通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文化中间人”。

  二、何为新乡治

  乡治,即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治理”二字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关于“治”“理”“治理”的广泛论述与思想。据考证,“治理”一词出现在战国时期,指包括各级官吏在内的统治者遵循“治道”而使国家和百姓井然有序的状态。在此意义上,乡治,或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意味着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达成。而“乡村治理”作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学术议题,出现于改革开放以后,并引起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治理研究经历了从制度到村庄社会文化以及村民主体的逐步深化,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乡村治理研究更多体现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治理概念的意涵,即遵循良好的治理之道从而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良好管理。而《乡贤》一书蕴含的“新乡治”与此有较为显著的区别。

  某种程度上,“新乡治”的“新”,是伴随着“治理”一词与英文“governance”等同起来而被赋予新涵义而产生的,尤其表现为对多元主体合作协商的强调。在西方社会,将“governance(治理)”与“gov⁃ernment/dominance(统治/支配)”进行区分,可视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物。与“统治”相比,“治理”的主体更为分散,运行向度也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而是上下互动合作与平等协商的过程。治理概念的新意涵,与新世纪以来中国基层政府的服务化转型以及国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建设等新现实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由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明确赋予了“新乡治”新的内涵:一方面,与此前的乡村治理概念相比,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更加强调政府、市场、组织以及村民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平等协商与合作共治;另一方面,与西方治理理论不同,新的乡村治理同时强调治理共同体中的党委领导与党建引领。

  三、新乡贤如何参与乡村治理

  新乡贤如何参与乡村治理,参与机制与路径如何,有着怎样的困境与对策? 这是《乡贤》一书着墨较多的内容。

  其一,以社会资本为依托。在布迪厄、科尔曼、林南、帕特南等社会学家的深化之下,资本尤其是社会资本,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概念被学界广为接受。《乡贤》将社会行动者通过行动对嵌入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的获取与使用,作为新乡贤社会资本的立足点。聚焦新乡贤的社会网络,广泛讨论了不同社会结构下的新乡贤的强、弱关系网络资源,并在对新乡贤拥有的传统文化网络、同乡同业关系网络基础上,提出通过将国家力量纳入社会网络等方式进行新乡贤社会关系网络的现代重构。

  其二,以乡贤组织为平台。在现实实践中,新乡贤并非单纯依赖个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而是依托乡贤组织的平台发挥作用。《乡贤》将新乡贤组织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设立于地市与区县层面的家乡发展促进会,工作多为动员、组织在外新乡贤与村庄社区的资源联系;二是设立于乡镇街道或村庄社区层面的新乡贤工作室,以服务社区为主;三是覆盖范围与工作内容更为弹性、多元的新乡贤理事会,工作内容为提供资源与直接服务的多元混合。作为新乡贤参与治理的重要平台,新乡贤组织在制度化运作中,采取非强制性的柔性方式,极大发挥了新乡贤积极参与各类乡村治理工作的优势。

  其三,以民主协商为方式。《乡贤》基于社会现实指出,当前基层协商民主尚存在制度化体系化不够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代表性与透明性不够充分等难题。在此背景下,确保充满积极性的新乡贤群体成功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乡村治理各项事务,显得尤为重要。在具体实践中,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存在诸如“身份界定”“名实不副”等困境,对此,该书提出将新乡贤纳入基层协商委员序列的对策;而“365协商工作法”的“耿车模式”为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笔者以为,本书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新乡贤、新乡治以及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诸多启发。尤其是书中所涉及的新乡贤的社会资本、新乡贤组织以及民主协商等诸多问题,值得广大乡村研究者继续深入探索。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4年5月22日10版,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