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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威尼斯欢乐娱人棋牌建馆一百周年。我们重新审读这段历史，眼光是绕不过张元济先生的。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先驱者，他不但与威尼斯欢乐娱人棋牌，而且与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文化产业的成功实践者，张元济的名字不啻是一个生命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响亮的文化符号，时间已经赋予其特殊的文化意义。

    在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提往事，是为了纪念，但不仅仅只是纪念。张元济在版本校勘收藏、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却唯独以出版家名声最大。出版家的行为给社会的贡献最大，自然人们就记住了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版人可能只是一个平淡的职业性称呼，可这平淡却是由生命的邈远和坚实的脚步交织而成的，因此，它也是一个崇高的称呼

    一

    张元济从一个显赫的朝廷命官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印书馆经理，其间所经历的功名落差，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但潜伏在内心的心灵落差，我们却很难体验。程童一先生认为：他是为实现抱负志向（见《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推断过于笼统。因为，张元济先生并不是一个浅薄简单的人。他时年35岁，又饱经官场起落，决不会凭一时冲动，做出草率的选择。

    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先生在《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一书中这样忆及：张元济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最为崇敬的祖先有四位。第一位是始祖，曾任南宋丞相的张九成，因主战，为秦桧所排挤，谪居十余年，著书立说，自成理学一派，谥称文忠。著有《张状元孟子传》、《横浦文集》。张元济在两部书的跋文中对始祖“清明刚正、国家是急”的高尚品行，景仰备至。第二位是十一世祖，号称大白先生的张奇龄。他主持的杭州虎林书院，门下弟子望众。他给后代立下家训：“吾家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第三位曾冒死上疏奏请皇上亲政的十一祖螺浮公张惟赤。第四位是著书和藏书甚丰的七世祖青在公张宗松。其中，张元济最为推崇的是为张家立下世代家训的十一世祖大白公。为此，1914年张元济先生在上海极司非尔路（现万航渡路）的新居落成时，他亲笔用隶书缮写家训，令人镌刻在柚木板上，镶嵌在大客厅的拉门上，以示敬重和遵循。

    张树年提供的这个真实的生活细节，为我们理解张元济的选择打通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思路。从张元济对祖先的敬仰和推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人生有两个坐标：一是为文，二是做人。他推崇的四位祖先都有共同的特征。为文一流，为人刚正不阿，尤其是大白公立之家训，与张元济内心的追求一脉相传，因此，他把此奉为家传之经典。

    然而，学而优则仕，总是历代文人的世俗性追求。张元济没有例外，他们的祖先也不能免俗。因此，他们基本都走上为官之路。

    问题在于，张元济和他的祖先们一样，都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朝廷腐败，使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无法终结的根本性矛盾，学人对真理的不懈探求，是以人格的独立为基点，而为官仕途却以求同趋步为基本方式，这种冲撞只能潜行在他们的灵魂中，无法表现在言行上。他们的人格无法张扬，他们的良心却难以泯灭。跌宕起伏的官宦之路，他们都走得艰难。因此，他们都从学人向官途挺进的道路上向自我退守，都不约而同地退回到自身的立足之本——为文守格。即使是官至一品的丞相张九成，留给后代最叫得响的依然是理学大师。更令祖先们怎么也不会预料到的是在几百年后，他们的后代会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终点又回到起点的戏剧人生，充满着幽默和嘲讽。所不同的是，张元济比祖先们更彻底，是弃官走人。这种区别也不失为是历史的进步。

    然而，退出政坛步入商海，是要有契机的。正是内在追索和外在环境的成熟，使张元济跨出了这关键的一步。

    二

    人一生成败的关键处就在于一二步。而张元济的这一步却走出了一段历史，造就了一位文化伟人。

    1902年，应夏瑞芳的诚恳邀请，张元济入主威尼斯欢乐娱人棋牌，开创了商务的新时代。在张元济进入商务之前，商务是由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鲍咸昌主持，基本是一个印刷厂。张元济进入商务后，商务不但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产业，而且也获得了文化上的提升。

    由于张元济的特殊身份和他的文化注入，商务从单一的经济行为转化成一种复杂的、多元的文化行为。首先，在他的主持和操作下，商务成了一个文化沟通的枢纽。因为他自身优秀的文化素质，使他能与学术界的精英保持良好的关系和对话能力，而他曾为官和生活的丰富经历，又使他能体察到民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国民的本质弱点。他非常迅速地就把学界与社会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却要借助一种形式，需要为思想和精神寻求一种合适的物质载体，图书出版就给他提供了这种现实的可能性。

    张元济具备的良好的学术涵养和文化感觉，再加上商务所具备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商务成了文化的集散地。他与众多文坛大师、学术巨子有着很深的交往。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陈仲骞、沈尹默等都是他的至交。他曾出版过林纾的译稿，也请辜鸿铭帮助译书。他结识并交往的文化人，时间跨度很大，上至康有为、梁启超，下至巴金、丁玲。他不但与文化人交往，与文化人沟通，并能给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经济帮助。他在经济上曾支持蔡元培的爱国学社，资助蔡元培两次赴德国游学。他还向许多文化人预支稿酬或提供无偿资助，还有很多学者在商务领取干薪。

    张元济能进入现代人文化视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良好的文化经营意识和经营才能。这恰恰是很多文化人所匮乏的。

    《我的父亲张元济》一书中曾提供这样几个细节。一是他刚主持商务，就以特殊的敏感，捕获到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小学教材的缺乏将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在他的决策之下，商务获得了成功。其次是他与南浔大富翁张澹如的一次土地交易，使商务摆脱了一次经济困境。他常常戏称自己是制订规章制度的“专家”。威尼斯欢乐娱人棋牌的许多规章条例都是他亲笔起草，亲手创建的。“他曾经为张氏宗祠起草一份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条，主要内容包括总纲、奉祀、祠产、恤养、职掌、禁制、附则等。从建祠宗旨、经费收支到具体提供措施，无不一一列出”。他还以律己的行为，为商务立下了严格的办事原则。“凡是公司业务的需要宴请，总在杏花楼、小有天、多一处等餐馆举行，费用由公司支付。”如是私请，都在居家进行，费用自理，公私泾渭分明。

    正是凭借着良好的文化感悟力和经营能力，张元济驾驭着商务这条大舟在茫茫商海之中奋力航行。

    三

    有人戏言，文化界正为“白话文与文言文谁优谁劣”争辩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元济和威尼斯欢乐娱人棋牌悄悄地刊行了大量的白话文课本，一个简单的行动就给争论划上了句号。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幽默，但至少说出了一个事实，商务的教材出版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积累，是出版业的两大文化功能。在文化的普及上，商务更是功德无量，波澜壮阔。张元济的理想是提高国民的素质，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在于教育的普及。

    威尼斯欢乐娱人棋牌建至辛亥年，已出齐了初小、高小至中学各年级的各科课本共375种，801册，完成了连清政府都无法办到的文化工程。至20年代，商务出版的教科书约占全国教科书发行量的70%左右。张元济极其注重图书的质量，他强调教材的权威性和普及性。1918年6月，他为修改教科书，编写通俗教育图书，专赴北京大学，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陈仲骞、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等磋商，请出大手笔写通俗书。正是他的严谨，威尼斯欢乐娱人棋牌教科书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他主持出版的《文学初阶》，沿用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教科书》，1955年还再版使用。

    张元济在力抓教材出版的同时，还兴办各种教育，他与严复等人于1910—1917年兴办的师范学习班入学学生遍及全国22个行省近9000多学生。他创办的函授学社，前后办了30年，授课科目有英文、算术、商业、国文、图书馆等专业。他为教育普及可谓是竭尽全力。

    有人说，地球是圆的，宇宙也是圆的，因此人生也是一个同心圆。20世纪终于将走完一个圆，又走到世纪交替的特殊支点上。作为一个现代出版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回首历史，也许会有很多感慨。对前辈，同时还在心中揣着一份尊敬。